汤维建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权利本位范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基石概念，提供了法的本体论理解系统，提供了审视、批判和重构的思想武器[16]。如果说过去中国法理学者在传播西方法理学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忧伤的话，那么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之下，中国法理学者就应该张扬自己的主体性，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10]对于正名法治，法理学界做了许多的工作：第一，引介大量西方的法治理论和经验，论证了法治是文明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实现制度现代化以及法治把权力圈在法律的笼子里是世界性潮流。因急于建构法理学知识体系，所以拿来主义的翻译介绍就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式。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方式武装夺取了政权，用改革方式解放发展了生产力，现在进入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四十年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就是权利观念的引入。法理学所倡导的很多法律价值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还要进一步融入法治建设。
从司法权就是判断权的角度看，所谓错案就是关于法律意义判断的失误，而判断失误是无法用行为规范来断定的，只能用思维规范加以确定。这种混合的理论导致法律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持法达变的法治思维方式难以形成。[3](P499) 传统企业是由单个资本构成的，股份公司是由多个资本共同构成，单个资本企业和多个资本企业的区 别不仅是规模大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企业制度的创 新。
[5]遵循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做强国有企业的根本。[3](P495) 股份制产生到今天 100 多年的时间里，无论在制度上、规模上、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马克思分析的股份制具有的功能是一般原理，是从生产社会化发展导致的企业资本结构变化出现的客观必然性进行的分析，既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的发展，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份制的发展，马克思分析的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带来的变化，并从这一形式看到了更深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其他企业可以按照一般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来建设，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建设是一个道理。
四是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思路也形成了不同的政策选择，西化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应该让少数有能力的人来经营和持大股，这可以充分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解决动力不足、效率低下问题。
让全体人民共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大国有企业遵循股份制发展规律，股份制的性质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经济形态，它的功能不在于强化哪一种所有制经济、为哪一种所有制经济服务。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制度中的作用、功能的基本定位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
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这既是落实国有企业引领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要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的实现，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直接感受和获得感。不能把国有这两个字的性质给掩盖了，国有企业是人民的企业，人民的主体利益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国有企业性质的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领导融入国有企业，党做强国有企业并交出成功的答卷，是对党治国理政能力最有效、最充分的证明和认同。
企业要做到这四优才是做优了企业。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但实践很快证明这是一种不成功的改革，先不说它在实际操作上因种种不规范而引发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实质无疑是变相的私有化，把国有企业都卖光了，还谈什么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提出这一观点的前提是把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的作用看作是反向的，这种假设前提是随意性、主观性的。股份制本身是由众多已经存在的中小资本集合而构成，它虽然不增大社会资本总额，但可以改变个别资本存在的规模。这就需要企业在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有维护产品品牌的强烈意识，把它看成企业的生命，就像一个人在公众的形象一样，越是名人，在公众中的形象就越重要，形象会决定你的发展前景三、宗教与国家在本体论上的内在关联 之前的近代哲学家在讨论政治与宗教时，政治与宗教都分属各自独立的领域，其间关系也多是从外在角度来理解，即从宗教之于政治的作用来思考。在历史上，新教不能靠自己在现实中来实现这种自由，而是要通过历史进程来实现这种自由，并在国家中表现出来。
(6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第273页。在欧洲的历史语境下，更现实的问题是宗教与政治的对峙，马基雅维利已经看到了基督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错位。
在卢梭版的公民宗教中，一方面，卢梭根据基督教传统，给出了关于自然宗教或者福音宗教的定义，一种普世的、人性的宗教。因此，他说维护国家的仅仅是对于秩序的基本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每个人都有的(31)。
如果国家制度在根本上与民众的感情认知不一致，那么这些国家制度就难以真正地维持与运作下去，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就会加剧。最后，只有达到了这一步，人们才能在国家中，在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自己的实质性自由。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宗教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教会，因此国家对于宗教的态度，首先表现为对教会的态度。这种信任是在历史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是在宗教传统中确立的。对国家来说，这种个体的主观认识和认可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5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0节附释，第272页。
(4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4节补充，第292页。(3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8节补充，第268页。
黑格尔说：主观自由的法，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尤其是他强化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理解黑格尔理论的要津所在。在近代，把宗教作为政治问题考量首推马基雅维利。
二是近代政治理论中，其代表性的契约论国家观存在着重大缺陷，原子式个体在契约论中缺乏一种精神上的整合与认同，国家与个人之间有着根本性对立，卢梭公民宗教的提出就是关于这一矛盾的经典解答。宗教认为，只要保持一颗虔诚的宗教心就把握了宗教真理。因而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只是对一切伦理关系的破坏，愚昧无知和灭绝天理(55)。在这个前提下，黑格尔对现代国家之于宗教的态度，给予了进一步说明。
(78)所以黑格尔所讲的宗教是一种未被败坏的基督教理想。(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0节，第260页。
因此，个体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可，有着一系列中间环节，正是在这些环节中，我们看到宗教和国家可以建立起内在的关联。(19)也就是说，为了要在国家这一大建筑物中保持个体自由的实存，就要倒过来在个体的主观性原则中保存国家的实体性向度。
这两者在根基上的一致性，也正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不能够让个体自由地认同，或者说个体感到国家是与自己的自由相对立的，那么这样的现代国家就不能持续发展。